杜甫人们称为什么（诗圣）

孔子曾言：“不学诗，无以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诗歌可谓是其至关重要的文化血脉之一。诗歌不仅彰显了诗人的才华，更是一代又一代历史的真实写照。谈及诗歌，唐代可谓诗歌的盛世，每一位中华儿女，都难忘长安城中纸墨飞扬的盛况，难掩对北地边塞风沙苦寒的惊叹，也难舍对蜀地剑阁群山重叠的眷恋，唐诗中洋溢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杜甫诗全集校注。 杨道 摄

河南开封古吹台，李白与杜甫、高适曾在此携手同游。

孟启《本事诗》。

唐人写诗浩瀚无垠，千年过后，人们仍然口口相传。正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所言，每每谈及唐诗，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李白”与“杜甫”这两个名字。李、杜二人，一为“诗仙”，一称“诗圣”，代表着唐诗的至高境界。

堪称“诗史”

与“诗仙”李白相比，“诗圣”杜甫似乎略显黯淡，“仙”总让人联想到飘逸脱俗，“仙”人李白可以将风当马，一日千里；杜甫则不同，“圣”人杜甫只是默默行走于世间，用一支笔书写人生百态。但正是这一份默默无闻，成就了杜甫的“圣贤”：虚无缥缈的神仙毕竟遥不可及，只有历经世事沧桑，方能称得上真正的圣賢。

在杜甫在世时并不出名。诗人们潇洒旷达，李太白更是曾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风流逸事，相比之下，杜甫的生活显然过于平凡，平凡到许多有关当时诗坛活动的记载中，他的名字也仅仅出现在不被人关注的角落。甚至连李白也曾作诗戏弄杜甫，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世人皆喜赞天才，像杜甫这般靠勤奋苦心而成就诗人的，很难成为大众偶像。

但沉默的杜甫却忠实地记录着时代的一切。杜甫生逢安史之乱，大唐由盛转衰，前半生的繁华和后半生的落寞，杜甫亲眼所见，从“忆昔开元全盛日”到“洛阳宫殿烧焚尽”，连年的战乱将一个强盛的王朝摧残得千疮百孔，诗坛也随着国势的衰微而渐渐褪去了轻盈。在杜甫去世百余年后，诗人孟启在一片风雨飘摇中重新发现了杜甫的意义，在孟启所著的《本事诗》中，对杜甫有这样的评价：“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是有关杜甫“诗史”最早的记载。

不朽的“三吏”“三别”

杜甫出身名门，其先祖是晋代名将杜预，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作为京兆杜氏家族成员，杜甫虽没有赶上家族鼎盛之时，在生活上却也要比一般文士好上不少。虽然出身名门，杜甫的目光却始终是向下的，他执着于在世间凡尘中寻找诗意，将自己的一生经历写进诗里。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也随之流落四方，颠沛流离。在这个过程中，杜甫写下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六篇歌行体诗作，后世称之为“三吏”“三别”。这六首诗可以说是杜甫的不朽名作，假如杜甫的其他作品全部佚失，仅凭着这六首诗，就足以成就“诗史”之美名。“三吏”“三别”勾勒出了乱世景象，以小人物的活动和心理来表现战争对人的伤害，不仅如此，在诗句中，杜甫还毫不回避自己内心的矛盾和复杂。战争虽然残酷，但是想要终止战争，恐怕还需要借助于战争的手段才行。这种个人、民众、时代的思绪在杜甫的诗中常常呈现出一种纠缠的状态，这也正是“诗史”的精神，历史是客观的，杜甫并不想给时代下一个确定的结论，而是真实地呈现出时代的每一个侧面，将是非功过留给后世评说。

恐怕不会再有哪部史书能够将安史之乱的情景描写得比“三吏”“三别”更触目惊心了，仅仅两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就将世道浇漓写得如在眼前。而面对天地不仁，万物刍狗的乱世，杜甫在为生民担忧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诗中，杜甫劝告世人“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世道如此，仅凭长哭当歌又有何用？杜甫虽然一面讥讽着官吏征兵的残暴，但是对于抗击安史乱军，他却是鼎力支持的，在“三吏”“三别”中，无论是“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还是“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都是寄托着人们对战事胜利的希望和信心，即使是那《新婚别》中的新妇，也叮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民心如此，战争的胜利还会远吗？这也正是杜甫“诗史”的意义——历史，写的是过去，而面对的却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