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阴老父文言文翻译：原汁原味呈现古文精髓
历经王朝更迭或天灾人祸，古代社会的经济生产难免会出现起伏和衰落。对当时统治者而言，无论民生动荡出自何种原因，恢复并稳定经济生产都应是首要任务，否则江山难保。
在这方面，人们常听到“休养生息”或“变法改革”的说法。但休养生息效率过低，变法改革风险过高。实际上，历代统治者采取的措施往往并非单一的“无为或有所为”。所谓的休养生息或变法改革，只是对外宣称的一种口号或说辞罢了。若民生得到了恢复和改善，百姓哪里会在乎用什么说法呢？
高高在上的完美事物，专属于皇权
古时以“昆山之玉”、“江汉之珠”比喻出类拔萃的人物或事物，“邓林大木”则代指芸芸众生。哲学家葛洪在《抱朴子》中写道：“邓林千里，不能无偏枯之木”，意即纵使是枝繁叶茂的大森林，也难免有参差不齐的树木。“邓林之木”就成了世俗万物的通称，而“昆山之玉与邓林之木”也因此有了高下贵贱之分。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用“昆山之玉”比喻秦始皇的至高无上的权柄：“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天下间的一切都属于皇帝，万民的生息劳作也不过是在皇帝的“无为或有所为”之间。秦始皇无疑是一位颇具“作为”的君主，一统六合后立即发起了大刀阔斧的全国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只有秦国的法度才被认可为正统，其他诸国传统的习俗制度都须依秦国之制而行。
“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企业弊端
这就好比某人原本拥有稳妥的谋生手段，新任上司空降后，一切都需遵照他的规矩行事，岂不毁掉许多人的饭碗？许多企业就曾因为类似原因而遭遇动荡。秦国当时的状况亦是如此。
在秦始皇看来，“有所作为”十分必要，因为度量衡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律法不统一，就会导致“国将不国”，遑论恢复经济生产？从当代角度来看，这便是秦始皇面临的“无为或有所为”的抉择；对于这个刚刚一统的国家，无论他做出哪种选择，都必将带来相同的结果：大量既得利益者将因此蒙受损失。
若秦始皇不凭借“昆山之玉”一般的帝王权柄推行如此大规模的变革，后世的刘邦也无从推行“黄老无为之术”，因为阵痛的代价都已由秦朝承担了！昆山之玉原指“燔以炉炭，三日三夜，色泽不变”的极品玉石，被用以代表至高无上的国家权柄后，皇帝如何才能匹配得起这至美的名誉，担得起这至高的权力呢？汉桓帝与“汉阴老父”的典故，恰恰揭示了汉朝对“天下大治”一厢情愿的本质。事实上，大多数君主都无法担当起“昆山之玉”的美誉。
老父：请问是天下动乱才设立天子，还是为了天下大治而设立天子？
历史表明，秦始皇的“有所作为”导致了秦帝国的灭亡，初期汉高祖文景之帝的“无为”也并非佳选，毕竟汉朝初期的经济恢复前后耗时六十载，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这效率实在太低了！
“邓林”一词源自《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的故事，夸父死后，他手中的桃杖就化作了邓林，这也是古代“大片森林”及尘俗世态的代称。“邓林千里”，必然有參差的高低树木，其中的“大木”特指杰出的人才，“曾国藩就曾以其大材自诩：“昆山之玉，邓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
天底下的大材毕竟不多，即使广袤千里的邓林也难免有大量的“偏枯之木”。这就是尘俗世态的现状：良莠混杂，整个社会就好比森林，通过自身调节维持着内部的生态平衡，无需过多的人为干预。社会民生的自适应机制亦是如此。
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
汉朝初年的“无为而治”充分发挥了社会上的这种“自适应”本能，但“无为”除了效率低下外，还因为丛林法则之下不可能每棵树都能有序生长，让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有了可乘之机。
锐利的汉武帝无法忍受这样的“自适应”效率，决定以儒家思想加以干预。最终，汉朝百姓自发形成的民营经济及社会的“自适应”机制被汉武帝破坏了！从此，原本只存在于市井的“盐、铁、酒”变成了官方专营，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摊派和掠夺。逐渐地，人们不再热衷于从事工商业的营生，因为一旦被人告密，自己的辛劳成果就会被政府没收一半。
《汉书》载：“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民生现状：干不好没饭吃，干得好被政府拿走一半。秦始皇以政令干预天下，汉武帝以政令干预民生，在“昆山之玉与邓林之木”之间，权衡利弊至关重要。
晚年汉武帝在《轮台诏》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吕氏春秋·重己》中说：“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此说实质上道破了民生经济的本质，因为百姓们并非什么“昆山之玉”、“邓林大木”，这些高高在上的东西他们也图不起，唯有石多玉少的“苍璧小玑”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
“苍璧小玑”当然不能理解为“绳头小利”，因为不管怎么说，肉丁也是肉，“小玑”也是玉啊！我国百姓历来不贪心，只要能满足他们朴素的愿望，民生经济就能稳步积累，国家也就能够“论其轻重，富有天下”。这里所说的“轻重”都属于百姓的私有财产，民间富裕了，国家自然富强。
由于《吕氏春秋》是一部偏向道家的杂家著作，又是秦国的官方典籍，汉高帝时“悉去秦典“、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又罢黜百家，它上面的指示精神就不再为皇家所重视了，否则也不会出现汉武帝末期时“人复相食“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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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国家将古老的有效策略与现代措施“双管齐下”，在严格控制疫情期间社会经济生产的也实施了许多“利民”政策。例如，全国高速公路首次免费通行；鼓励企业延期结算、减税减息等，这在国际上也是前所未见的。
邓林的“不能无偏枯之木”与“量才而用”是相辅相成的。
虽然国家的地位至高无上，但当它放下身段深入邓林之中时，两者之间的取舍之道就会随着实际情况而动态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无为”和“有所为”都是动态的，一切都会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实时调整，在最大限度让利于民的也避免了古时候“两难选择”的困境。
毕竟，我们不能绝对地评价“无为”好，还是“干预”好；更不能认为“无为”和“有所为”都是政府的事，与人民无关。
我们可以将“昆山之玉”和“邓林之木”理解为政府与人民的类比。当前，充分调动“千里邓林”中一切有用的资源，正是我们恢复经济生产的重中之重。深入“邓林”、科学取舍及动态调控，这“以昆山之玉、成邓林之美”的取舍之道，正是我们当代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