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剧情介绍
作者：卢明 编辑：燕子 配图：网络
《水浒传》开篇讲述了洪太尉因误会而放走妖魔的故事。这一章节常被认为是楔子或第一回。
故事背景发生在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宋仁宗驾临紫宸殿。宰相奏请因京城瘟疫严重，皇上下旨赦免罪犯、减免赋税，并组织修设好事以祈求消灾。瘟疫不减反增。参知政事范仲淹建议邀请张天师前来京城主持“罗天大醮”。
张天师乃五斗米道创立者张道陵及其后代继承者的尊称。张道陵曾前往四川传道，而据传他的第四代孙自汉中迁徙至江西龙虎山，由宗亲世代相传。因历代继承者皆姓张，故皆可称为“张天师”。道教典籍记载，张天师具备降妖伏魔的法力，曾奉命降服四川地区的妖魔。
洪信奉命带人前往龙虎山请张天师。在龙虎山，洪太尉得知张天师并不在殿内，而是在山上茅草庵中。洪太尉亲自上山，却遇到一名牧童称天师已前往京城。回到山下，三清宫众人告之，牧童即为天师。既然天师已离山，洪太尉一行便原路返回。
次日早餐后，道士们陪同洪太尉游山。他们在伏魔殿前发现许多封皮，道士解释，“祖师封印魔王在此，每一代天师都会添一道封皮，不可随意开启。”洪太尉却执意要开门，道士无奈，只好拆除封皮和锁具，打开了大门。
殿内漆黑一片，众人点燃火把后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刻有“龙章凤篆”。石碑后面写着“遇洪而开”四个大字。洪太尉下令掘开石碑和石龟，发现一块大青石板下藏有一个万丈地穴。霎时间，一道黑气从地穴中冲出，掀塌半座殿角，化为百十道金光四散而去。众人惊恐万分，纷纷逃离殿外。
洪太尉询问：“何妖魔逃逸而出？”道士答，“此殿曾镇压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一百单八位魔君。如今太尉放走他们，日后恐将为祸人间。”洪太尉听后，惊恐万分，赶忙收拾行李返回东京。
《水浒传》是一部歌颂英雄主义的小说，但其开篇为何讲述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有人认为，作者为了避免迫害，故意虚构故事开头，以掩盖作品中水浒人物“妖魔化”的内容。这一章节反而表明，水浒一百零八将乃是上天派遣，降世惩罚昏君无道。
亦有观点认为，梁山好汉排座次所用的石碑是宋江等人伪造埋于地下的。此说虽似科学，但与文学规律相违。小说并非科普读物，而是以故事情节传达意旨。排座次石碑与误走妖魔冲出的一百零八个魔君相呼应。伏魔殿石碑上的龙章凤篆与排座次石碑上的龙章凤篆应为一致。祖师立碑时宋江等人尚未出生，碑刻又岂会是他们伪造的呢？故而应推断，魔君脱逃后各自转世为人，成为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
我认为，以洪太尉误走妖魔暗喻王安石变法，将北宋灭亡的责任归咎于王安石及其亲信的蔡京等人，反映了理学家司马光、程颐、朱熹等人的情绪和观点，具有影射意义。
具体而言，有以下依据：
时间关联：《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发生在嘉祐三年，而王安石在同年向仁宗上奏万言书表达变法主张。这一安排可能是有意为之，暗喻“妖魔复出闹乱大宋”的祸根在61年前就已埋下，即王安石变法扰乱国家，激起民愤，最终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
人物关联：建议请张天师祈禳天灾的是北宋重臣范仲淹，然而史实记载，范仲淹在嘉祐三年已去世六年，并未参与其中。小说虚构这一事件，暗指“庆历新政”，后者引出了王安石变法，进而埋下北宋灭亡的祸根。《水浒传》特意将范仲淹上奏的时间定为“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具有象征意义，暗示这件事至关重要。《宋史》中并无嘉祐三年发生瘟疫的记载，由此可见，虚构瘟疫可能是为了影射王安石变法。
地理关联：洪太尉前往龙虎山请张天师，此地与王安石关联密切。龙虎山毗邻王安石的家乡临川和他在误走妖魔之年任职的饶州。而庆历新政的推动者范仲淹也曾贬谪至饶州。地理上的密切关联与事件的时间对照，进一步强化了影射王安石变法之意。
行为关联：洪太尉贸然开启伏魔殿，违背祖规；王安石则主张“祖宗之法不足守”，力图变革祖宗旧法。两人行为的相似性，进一步表明洪太尉误走妖魔和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洪太尉不听谏言，执意强拆封条。王安石推行变法时，面对反对者，他毫不畏惧，说“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惧！”即是说，他不仅不怕别人蜚短流长，也不惧怕天灾异象。
洪太尉仗势欺人，斥责道士：“若不开伏魔殿，我奏你们阻挠诏令，妨碍天师行道。”王安石变法时，也曾启用皇权威慑政敌，在保守派眼中，这便是以权压人。
《水浒传》描写误走妖魔时，有诗云：“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意指原本国泰民安，却被洪太尉横生事端，意在消灾却反而招致祸患。诗中又有“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之句，道明了天下祸事虽起于高俅、蔡京等奸臣，但实则由洪太尉引发。此诗针对洪信而作。元代陆友仁《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云：“忆昔熙宁全盛日，百年未曾识干戈。江南丞相变法度，不恤人言新进多。蔡家京卞出门下，首乱中原倾大厦”。此诗言及，熙宁变法前盛世太平，王安石为相后变法，不顾众人非议重用奸佞，而蔡京、蔡卞正是出自王安石门下。他们致使中原大乱，北宋覆灭。此诗针对王安石而作。这两处，一写洪太尉，一写王安石，正有惊人相似之处。
变法与反变法为北宋政争之主要形式。许多年间，司马光执政则王安石罢免，王安石复出则司马光退位。司马光派系与王安石派系及其后人交替得势，相互压制，轮流当政。这种斗争虽反映了不同官僚集团对治国方针的不同理解，但造成的政治敌对和思想隔阂也对政权内部及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延续至南宋及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当中。
王安石为北宋杰出政治家，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虽然变法失败，但其初心良善，部分举措也卓有成效。故而尽管几乎所有支持他的人都载入奸臣传，他却不在其中，足见史学家对其理解和公正。反对派不这么看，他们仅看到蔡京、蔡卞兄弟是王安石弟子，是变法的支持者和继承者，便将生活简朴、意图强兵富国的王安石与腐化奸邪的蔡京等同对待。两派势力斗争不止，直到北宋灭亡。而这种思想斗争却持续至南宋以后。因蔡京派系于北宋灭亡后再也无复起之机，北宋灭亡的责任便悉数归罪于他们。此后，程朱理学盛行，王安石擅改祖宗法度，其孝子贤孙蔡京祸国乱民的观念深入文人大夫之心，其中当包括《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如钦宗年间，程颐门人杨石言：“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明代杨慎称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水浒传》以《大宋宣和遗事》为蓝本，其中一段明确指出北宋之乱始于王安石变法。其大致内容为：英宗年间，洛阳邵康节与客于天津桥散步，忽闻杜鹃啼鸣，甚是不悦。客问其故，邵康节答曰：“洛阳从未有杜鹃，今忽然飞来，必有所应。”客问：“应何事？”邵康节答：“不过二年，朝廷任用南人为相，必有变故，天下从此多事！”客问：“何以闻杜鹃声而知之？”邵康节答：“天下将治，地气北流；将乱，地气南流。今南方地气至北方，鸟兽先感察到”。言罢不久，王安石果然拜相。
邵康节即邵雍，为北宋哲学家、易学家，居于洛阳期间，与司马光、程颐、程颢等理学家交好。邵雍之言，极具代表司马光派系之观点。
《水浒传》中，英雄反抗的导火索主要在于官吏腐败，法律不被执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除了其他方面，也与官吏执行新法时花样百出有关。
对于一个问题，会有多元化的解读方式。
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借鉴了唐代的一则故事。该故事讲述张励在地底挖出一个大柜子，柜子以铁索捆绑，以铁水浇封，再以石灰密闭。张励让人打开柜子，见到一个铜盘，盘上有紫印九颗，印文酷似古纂。取下铜盘，一只大猴子从柜中跳出，柜中有一块石牌，上书：“茅山道士囚禁猴神于此，若有开启此柜者，十二年后当有天下大乱，启柜之人亦遭灭族之灾”。十二年后，恰逢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果真爆发，张励也遭灭族之灾。
此类故事在国外亦有流传。希腊神话中就有“潘多拉”魔盒的故事。潘多拉出于好奇打开一个魔盒，盒中邪恶尽数逃逸。
作者：卢明，男，1960年生人，笔名黄河入海。郓城县委退休干部，郓城县作家协会主席，县诗词学会会长。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菏泽市诗词学会副会长，菏泽学院水浒文化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郓城县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在《光明日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多种报刊及网络平台发表散文100余篇、小说20余篇、诗词诗歌1000余首，其中《菏泽赋》在《光明日报》发表。著有《正话水浒》《水浒印象》《好汉文化探究》《郓城文史考略》（三卷）文化书籍六部，主编《郓城文学作品选》《郓城文韵》《水浒别传》《水浒酒故事》作品集四部。在菏泽电视台主讲水浒文化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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