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子如何不丈夫 怜子如何不丈夫全诗读法

作者：屈全绳

近照

虽然过去已四十七年，但在回忆中仿佛还是如昨日般刻骨铭心。

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五年内竟然三次命悬一线！呕心沥血的医护人员为抢救这个幼儿，想尽了各种办法。47年后，他们用敬畏生命和救死扶伤的精神，救回了那个孩子。如今，他传承着他们的意志，为许多危重病人重燃希望，让他们重获新生。

随着光阴流逝，人们往往会借助回忆来弥补岁月的空白。当我看到远在西安的小儿子踏进家门时，我记忆的深处便会泛起一段温暖而感动的过往，其中有卫生部张志钦副部长的果断，呼图壁军医学校杜校长的慈祥，总医院呼吸科韋南山主任的沉稳，小儿科梁主任的疲惫……他们就像黑夜中照亮未来的明灯，在我脑海中绽放出一片光明。军区门诊部小儿科廖叔贵医生的焦虑，药局牟崇婷主任的关爱，检验科和宝珠技师的不安，还有为幼儿输液护士的紧张……也像一个个交替出现的画面，在我眼前浮现。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虽然那些挽救我幼子生命的人没有奢求回报，但我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即使其中一些人已与世长辞，但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我。我想起梁主任那副疲惫的面容，与我交流着抢救幼儿的方案，那种责任感与使命感让我动容。

回忆起戍边生活的琐事，我依然感慨万千。

过来人都知道，在20世纪60、70年代，驻疆部队规定，正连职以上干部的家属才能随军。对于不符合随军条件的夫妻，每年仅有一个月探亲假，而且往来途中时间不计入假期，来回路费也只报销一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规定虽然有其合理性，却给干部的家庭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们这一代军人，就是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把儿女养大的。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47年前的元月22日晚上——农历癸丑年除夕。雪花纷飞，寒风刺骨。那时的乌鲁木齐还没有电视节目，更没有普天同庆的春节文艺晚会。收音机里一遍遍播放着几个样板戏的唱段，即使是三五岁的顽皮男孩也会哼唱《智取威虎山》的《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大街上看不到任何过年气氛，气温徘徊在零下25度左右，路灯宛如电线杆上的萤火虫。建国路司令部第一家属院门前的马路上，几乎不见行人，只有对面乌鲁木齐县政府的院子里灯光通明。容量为二百余人的会议室正在举行春节联欢晚会，六扇大窗户外面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维吾尔人的歌声在手鼓的伴奏下，从窗缝中传出来，为寒冷的夜空增添了几许欢快的旋律。

呼啸的寒风夹杂着雪渣，拍打着人们的脸庞。家属院仍然此起彼伏地响着鞭炮声。无法进入县政府礼堂的人们，只能用放鞭炮来表达自己的郁闷与快乐。

妻子孙兰怀着第三个孩子，预产期就在这几天。外面太冷，她没有出门。我带着三岁多的儿子放完了两串鞭炮，又看了别人放的烟花。回到家不到半小时，闹钟响起了甲寅年的新年钟声，时间进入1974年1月23日。

全家吃完饺子后就睡觉了。大约凌晨两点，孙兰说她感觉快要生了。我顿时紧张起来，连忙给车队打电话，准备送她去医院待产。三年前儿子出生时的慌乱让我不敢马虎。收拾好住院用品，吉普车已经开进了院子里。我搀扶着孙兰，牵着儿子直奔军区总医院。

进入妇产科病房时，已是凌晨三点多。科主任于文兰值年夜班，她安排孙兰住院检查，我带着儿子在休息室等待。不到半个小时，于主任出来说，一切都正常，已经上了产床，是男孩还是女孩马上就见分晓。

儿子太顽皮，我担心他乱跑，便在休息室抱着他等着消息。看着他的小脸慢慢被瞌睡征服，我真希望孙兰这次能为他生个妹妹，这样我们也会省心一点。

大女儿因战备疏散回到老家三年多，给爷爷奶奶减轻了负担，我们的后顾之忧大大减轻。但儿子却成了身边唯一的独生子。那时，孙兰上班自带午饭，白天八小时在单位，上下班路上还要花两个小时坐公交车，一天有十个小时不在家。如果加班加点，回家的时间就更晚了。乌鲁木齐与北京时差两小时，孩子早上九点送托儿所，晚上八点才能接回家，三顿饭都在托儿所解决。托儿所下午七点吃晚饭，如果有老人或亲戚，可以早点把孩子接回去。没有人接的孩子只能留在教室里。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部队出差，孙兰下班赶到托儿所时，小班常常只剩下我的儿子由阿姨仇丽珍或医务室护士小陈看管。

托儿所就在家属院内。儿子看到别的小朋友被爸爸妈妈接走，有时竟趁阿姨不注意，悄悄溜回家找爸爸妈妈。为了防止意外，我把两根背包绳打成死结，让阿姨一头拴住儿子，一头绑在小床上。每次看到爸妈，他都会号啕大哭。如果哪天儿子第一个被我们接走，他会在托儿所大喊大叫：“我是第一名！我是第一名！”“我是第一名！”包含着一个幼儿多么天真的自豪！多么单纯的亲情！

大约四点钟，我还在搂着儿子思念往事，护士推门进来说道：“生了！是个男孩，两公斤六，已经回病房了。”

啊！这么快！我喊醒儿子，疾步走进病房。孙兰和小儿子都在床上躺着。我仔细端详，发现小家伙比哥哥瘦小，比哥哥黑，脸上的皮肤皱巴巴的。大儿子好奇地摸了摸弟弟的脸蛋，疑惑的眼神好想在问，这个小娃娃是谁呀？我告诉他，小娃娃是他的弟弟。大儿子眉开眼笑，又轻轻摸了一下弟弟的脸蛋。

母子平安，皆大欢喜。那一年是虎年，我抚摸着小儿子说，骑着虎头落地，是个有福气的，每年春节都会过生日。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看着孙兰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和大儿子坐车回家。这时已经是清晨六点多钟了。

第一家属院是由盛世才的兵营改造的，都是土墙平房，冬暖夏凉。只有两栋十户专混结构的平房是后来建造的。我住在第二栋最北头，三面墙体都靠外。因为冬冷夏热，前后住的三户人家都搬走了。

为了迎接第三个孩子的到来，我搬进去后重新砌了火墙和炉灶，入冬后又在门口吊了厚厚的棉门帘。睡觉时脚下不冷，山墙内侧也很少结冰。门外的空间被我充分利用，左侧盖了个冰箱大小的小屋，冬天用来冷冻食品。其他季节用来储存食物。右侧搭了个小棚子，用于堆放煤炭、杂物和引火木柴。

冬天把食品放在门口“冰箱”冷冻，十天半月也不会变质。几天前，孙兰已经把过年的几种菜品准备就绪，全部冻在“冰箱”里，随时可以加热食用。我和大儿子六点多到家，炉子里的碳火烧得正旺。儿子迫不及待地钻进了被窝，而我却一丝睡意也没有。小儿子的出生比我想象的顺利，但56天产假结束后怎么办？我陷入了新的焦虑之中。

上午十点多，于文兰主任打电话告诉我，母子平安，可以出院。大儿子高兴地穿好衣服修改后的内容：
从医院出来，正午时分，太阳高悬在博格达峰顶，映射着雪白的峰顶，而街道上却依然冰天雪地。汽车缓缓驶过北京路、红山路、青年路、建国路，驶入第一家属院。我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儿子走进家门，他还在熟睡中。
返家不到半月，孙兰发现奶水不足，尝试各种催乳方法，效果仍不明显。我分析这肯定与她长期营养不良有关。那时候，干部细粮比例为70%，家属为50%。为了让孩子多吃细粮，我一直没在食堂就餐，而是每月从食堂把我的口粮买回家，让孩子吃白米饭和面条。而孙兰却舍不得吃细粮，她自己带的午饭总是玉米面发糕或钢丝面，只想着让我们父子多吃一些。
为解决幼儿奶量不足的燃眉之急，我向昌吉军分区一位同志求助，他送来了两条黄羊腿。后来又订了一份牛奶，总算解决了孩子饥饿的问题。
56天一眨眼就过去了，天气逐渐转暖，孙兰的身体也恢复得不错，儿子越长越可爱。关于带孩子的办法，我们也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将大儿子送入托儿所，孙兰则抱着小儿子上班下班。从那以后，每天早上9点，孙兰抱着婴儿，背着装饭盒的挎包，匆匆步行二十多分钟，赶到东后街3路公交车终点站上车，40分钟后在和平桥下车，再走二十多分钟，才能到达电信器材厂上班。我出差时还好，可以帮忙接送孩子，但我不在家的时候，大风大雨中，母子三人照样得早出晚归。
电信器材厂的托儿所是一间大房子，由一个老阿姨照看。四五个婴儿躺在小床上，十几位尚未学会走路的小家伙被固定在小椅子上。哺乳期的母亲上下午各有一次喂奶时间，每次半个小时。自己带的午饭可以在中午用开水炉加热，和孩子一起在托儿所吃喝。
孙兰亲力亲为的经历证明，一位母亲为了自己的子女，智力、精力和体力都可以超越极限。母爱的力量一旦释放出来，几乎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即使这种释放是以生命为代价，她们也在所不惜。在抱着儿子上下班的途中，孙兰遇到了无数困难。乌鲁木齐的冬天漫长，冰雪多，抱着婴儿上下班，既要赶上公交车，又要小心路面湿滑，常常在路上摔跤。秋季一次雷雨天，公交车一辆辆空跑，却不载人。孙兰急得哭了起来，在夜幕下为儿子裹紧雨衣，自己呜呜咽咽地在雨中淋了两个多小时，回家后大病一场。还有一次，她抱着儿子上公交车，被下车的莽汉撞得仰面朝天，短暂昏迷中也没有松开怀中的孩子。孩子毫发无伤，但她却头晕了好几个月。
但苦尽甘来。小儿子断奶后，和哥哥一起被送进了司令部托儿所，孙兰和孩子们再也不用为挤公交而发愁了。
那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出差，12月初才回到军区汇报情况。到家一看，大儿子懂事多了，小儿子也长得十分可爱。孙兰把他当女儿一般养育，头顶上扎了个小辫子，熟人看见了都要抱着逗一逗。小儿子刚学会说单词，能叫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但见到我却既不让我抱，也不叫我爸爸。但他一刻也离不开哥哥，只要哥哥在，即使妈妈上班也不哭不闹。发现这个特点后，我便将两兄弟一起留在家里照顾，让孙兰轻轻松松地上了几天班。这个办法还真灵，没过两天，小儿子就和我混熟了。那些日子，乌鲁木齐气温骤降，很多人患上了流行性感冒。孙兰告诉我，前些日子托儿所有几个孩子感冒，小儿子也被传染上了。发现后，她请门诊部傅爱珍医生看过，吃了退烧止咳药，没有再出现反复。我在家照顾孩子的那几天，也没有发现他们身体有异常。就在我准备返回北京时，小儿子又开始发烧，晚上10点左右体温窜到了40度。我联系了总医院小儿科梁主任，连夜抱着孩子住进了医院。
梁主任是一位重视中西医结合的老医生，医术高明，为人谦和，深受患儿家长的尊重。他看了化验单，仔细做了检查后表示，可以肯定是病毒性感冒合并中毒性肺炎，除了要服用抗菌素，病情稳定下来还需要服中药。连续一个星期，孩子的体温没有再出现39度以上，也没有出现惊厥抽搐现象，但咳嗽却越来越严重。大约是第五天查房后，梁主任告诉我，孩子出现了呼吸衰竭症状，要做好思想准备，请呼吸科韦主任会诊后，可能要下病危通知。我一听，顿时惊呆了，缓过神来就给韦南山主任打电话，请他赶紧到小儿科抢救我的儿子。近几年来，为上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我没少和韦主任打交道。他的夫人钱传训是药局主任，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我还写过她的先生事迹材料，两口子待人十分真诚。给韦主任的电话打完，我又给熟悉的放射科杨主任打电话，请他一起到小儿科参加会诊。梁主任还给谁打过电话，我已记不清了。一个小时后，五六位专家齐聚小儿子的病床前，当即定下了治疗方案，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时至今日，我已经记不清楚当时吃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只记得卫生部张志钦副部长曾交代总医院，那种进口药是急救药，现在不用到期也得作废，确实需要的话就可以用。连续三天，小儿子接受了吸氧、吃药和静脉输液治疗，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他的心跳、体温和肺功能基本恢复正常。那天，孙兰带着大儿子来医院探视小儿子，母子三人抱在一起久久不松手，我的双眼也湿润了。
儿子挣脱了死亡的阴影，我回到了北京301医院，继续执行特殊任务。
转眼间就是1975年下半年。我结束了在301的工作，陪任晨副参谋长到外地出差，11月才回到乌鲁木齐。司令部办公室没有明确安排我服务的首长，除了参与起草文件、写讲话稿，剩下的时间就是读书。我享受这种自由支配日子的时间并不长，就被小儿子的第二次病危搅和了。
和往年一样，元旦前后的乌鲁木齐天气骤冷，流行性感冒再次爆发。尽管我和孙兰想方设法防止孩子感冒，小儿子还是没有躲过病毒的袭击。孩子发烧后先在军区门诊部治疗了一个多星期，后来还住进了总医院小儿科。半个多月后，眼看就要过年了，小儿子的病情一天天好转，我们也做好了出院准备，打算大年初一在家为小儿子过两岁生日。连梁主任也没料到，就在即将出院的前两天，孩子的体温突然升到了41度，任凭医生用尽全力，连续10天，体温就是居高不下。孩子发烧期间，我昼夜守在床边，坐在小凳子上。孙兰晚上回家给我们爷俩准备第二天的饭菜，早上送走大儿子，再去医院换我休息。
随着小儿子持续高烧，医生们也无能为力，还是下了病危通知。梁主任和院领导都安慰我，有些病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只要大人身体健康，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我一边感谢院领导和梁主任，一边暗下决心实施我的救命措施。
梁主任那时并不知道，在孩子高烧的第五天，我已经请军区任晨副参谋长帮我找了五钱犀牛角。给我出主意的门诊部中药房张司药叮嘱，这是个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偏方，一次冲泡犀角粉末不可超过一钱，隔天一次，不能超过3次。儿子高烧的第10天晚上，我用木锉锉了不到一钱的犀角粉末，用糖水喂给儿子服用。天亮后，体温降到了38度，中午又降到了37度。梁主任和医生们高兴地向我道喜，但我始终不敢露底。一直担心孩子的体温会夜里反弹，直到体温平稳持续了三天，我才向梁主任说了实话。这一天正好是大年三十，病房里另一个孩子出院回家过年，我终于可以在空出来的病床上安稳地睡了一觉。
孩子退烧的消息家庭中的生死考验
春节后，室内严寒难耐，内墙凝结冰霜。为了小儿的身体健康，让其回医院继续康复。期间，军区门诊部廖淑贵医生多次探望，每次都谨开中医药方，由我熬制后灌入青霉素小瓶，每次8瓶，一边讲故事一边哄劝孩子服用。小儿配合治疗，尽管药味苦涩，却仍坚持饮尽。临近出院时，小儿的个头增高，体重增加，脸色红润，甚至能结结巴巴地背诵十余首古诗。
转危为安的救助
事情并未结束。1976年8月中旬，小儿因中毒性痢疾加上高烧不退，再次入住总医院，且被安置于传染病区。传染科原主任杜主任已调离，新任主任面孔陌生。他在检查后询问我的男孩数量，我一时反应不及。不等我回答，他冷言道：“送来太晚了！”并当场嘱咐医生抢救，下达病危通知。
孙兰守在小儿身侧输液，我向司令部葛主任报告病情，请求他联系杜主任来院救助。巧合的是，杜主任当日恰好在总医院会诊。接到葛主任电话后，他立即赶到病房。仔细查看病历并询问病况后，他轻柔地按摩小儿的腹部，不到10分钟，小儿排出了一管尿液，肿胀的肚子也消退下去。杜主任面露笑容，表示体温将下降，液体中已加入抗菌素，只要止泻，三五天内便可出院。
小儿出院前，我对新任主任说，他曾询问我的男孩数量，我不便回答。即使我有更多孩子，他们生病也应得到治疗。在危难时刻，医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主任听后频频点头。
疾病预防的探索
入冬前，托儿所医生小段建议接种丙种球蛋白预防重感冒，但价格昂贵。我询问总医院药局，得知有现货，遂咬牙购买了3支为儿子注射。期间又寻求小段医生的建议，得知输注父母的新鲜血液也可以增强抵抗力，但血型必须一致。我当即決定輸血。孫蘭知曉後，也表示願意輸血。考慮到她的辛苦，我堅持由自己輸血。輸血順利，小兒並未出現不良反應。
無論是丙種球蛋白的作用、我的輸血、還是小兒自身抵抗力的增強，之後他再也沒有患過病毒性重感冒。
使命担当
三次瀕臨死亡的經歷，促使小兒高考填報志愿聽取我的建議，考入第四軍醫大學，成為一名神经外科醫生，用涌泉之水報答父母的恩情。
關心軍隊，關懷軍人
軍人肩負使命，保家衛國。但他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样需要孝敬父母，關注妻兒。他們的使命决定了他們必須在國家和民族利益面前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即使在和平年代，那些翱翔蓝天的飞行员、驰骋大海的水兵和捍卫边疆的士兵依然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缺氧的考验和酷寒的侵袭。
關心軍隊，應從關懷軍人做起，從關心他們的父母妻兒做起。這是我的體驗和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