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人物形象分析 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性
我国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中独树一帜，其专制程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均无与伦比。除了暴力统治之外，儒家文化作为封建制度的思想支柱，有力地巩固了专制统治。
儒家文化善于将不公正合理化，将其纳入所谓“道德”范畴，让民众的精神世界无处可逃。为了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被社会接受的普通人，人们只能自愿接受奴役。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对个体的压迫和对人性的扭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与此相对地，人道主义思想开始萌芽。
曹雪芹才华横溢，不羁放纵，愤世嫉俗，堪比唐代诗仙李白。他耗尽毕生心力创作的《红楼梦》，不仅记录了他的青春岁月，更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痛斥社会的黑暗和文化的腐朽。
人道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张人格平等，互相尊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语作为当今世界的普遍价值，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读者是否注意到，这三点恰恰是贾宝玉性格的核心特质。
先说自由。贾宝玉并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以享乐为人生目标。与书中大多数男性相比，他显然是一个文艺青年。大观园提额时所展现的才华，在十三四岁的年纪，已可称得上博学多才。
他对《四书》之类的“圣贤书”却避之不及，“怕读”，甚至“大半夹生”，“断不能背”。即使遭到惩罚，他也绝不悔改。这说明，他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拒绝学习那些以功利为目的的知识，这正是自由主义的体现。
学习什么，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宝玉厌恶扼杀灵性的儒家文化，抗拒应试教育，抗拒传统士大夫的人生道路，宁可放弃前途，也不学习“圣贤书”。
他刻意回避与士大夫的交际应酬，对官场恶习深恶痛绝，一心向往远离官场纷争的自由自在的闲散生活。在婚姻上，他追求的是心心相印、两情相悦，而不是权衡利益和家庭背景，这些都是人道主义以人为本，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
平等方面尤为突出。他憎恶官场仕途，视士大夫所崇尚的人生价值观为“国贼禄蠹”，这是对封建政治体制的蔑视。他否定自己的贵族阶级身份，结交出身微贱的朋友，这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推崇女性，贬低男性。书中对此着墨甚多，但后世却很少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要知道，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宣扬三纲五常，强调家庭成员的等级差异，让亲情关系也建立在不平等之上，能够最大限度地摧毁人的本性。当本应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关系都被阶级烙印所覆盖的时候，人们对社会的不平等习以为常，甚至自觉维护。
男尊女卑是社会一切不平等制度的基石。宝玉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女性的清高与男性的卑劣。在他眼中：
而男性却都是“须眉浊物”，这貌似小孩子的任性之言，实则直击封建社会赖以维系的意识核心。
纵观世界历史，文明的进程就是一部人类不断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历史。尤其是平等，其实现程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却是一部漫长的奴役史，平等这一意识绝不容许存在。自宋朝朱熹理学出现以来，平等思想更是遭到残酷镇压，追求平等就是大逆不道，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但在贾宝玉眼中，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因为性别、贫富或出身家庭而存在天然的高低之分，只有美丑、善恶之别。在人们麻木于互相压迫的时代，这种认识实属难能可贵。
再说博爱。博爱是平等意识的延伸。如果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一个生命，必然会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其他生命。宝玉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他胸无大志，以护花使者为毕生事业。
尽管受到环境的限制，他无法真正保护好那些如花似玉的少女，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有这样的意愿。他说：“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这虽然是对黛玉说的，但却是对一切美好生命的一种向往。
他对许多奴仆给予了发自内心的关怀，甚至想过将自己的仆人释放出去，让他们自由。对于犯了错的下人，只要有可能，他都会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替他们挡下责罚。刘姥姥两次进贾府，贵族女眷们对她或轻视或戏弄，而宝玉期间一共做了两件事，一是想着把珍贵的成窑杯赠送给她度日，二是惦记着她故事里的那个姑娘的生活状况。
龄官画蔷，他自己淋了雨，却担心她。素未谋面的卍儿，他对着她的背影喊道：“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为了安慰她。当发现茗烟不知道她几岁时，宝玉大为恼火，说“可见他白认识你了”……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
他“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可见，他对大自然的万物都充满爱怜和珍惜。甚至于宁国府的一幅美人图，他也担心它寂寞，“须得我去看望安慰他一番”。
根据脂砚斋的透露，书中原本有个情榜，黛玉是“情情”，宝玉是“情不情”。所谓情不情，是相对黛玉的专情而言的，意指宝玉的情是普泛的，无因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博爱。
情字在《红楼梦》中被使用得最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甚至书名也曾改为《情僧录》。作者所描写的各种情，都是人性的表现，有善的，有恶的，有纯粹的，有复杂的。
北大教授叶朗先生曾说：“曹雪芹要寻求‘有情之天下’，要寻求春天，要寻求美的人生。但是现实社会没有春天。所以他就虚构了、创造了一个‘有情之天下’，就是大观园。”
所谓有情之天下，就是一个博爱的世界，而宝玉的情，正是博爱之情，是作者真正推崇的精神境界。他看似异于常人，甚至近乎痴傻，被警幻仙子称为“意淫”，被脂砚斋称为“绝代情痴”，实则闪烁着最耀眼的人性光芒。
部分现代读者批评贾宝玉缺乏进取心、责任感，情感泛滥，以今人的眼光视其为“渣男”。解读人物需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下。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封建社会，贾宝玉的思想与行为却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先进性。
他身上体现着近代人道主义的光辉，对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的厌弃，对女性的尊重和理解，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的。受限于时代局限性，这种先进思想缺乏社会基础，注定走向悲剧。正如宝玉身处贵族之家，渴望挣脱枷锁却无力改变，最终只能在幻灭中放弃。
曹雪芹无意将宝玉塑造为革命者或理想男性，而是一位悲剧人物，映照出时代的无奈。我们应尝试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透过宝玉看到人性中闪耀的光辉，而非苛责于他。
贾宝玉的纯粹与理想化，在当今社会或许仍显格格不入。但随着文明进步，或许未来的人们更能理解他的价值，发现他身上跨越时代的宝贵品质。
这正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它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思想价值历久弥新，对后世仍具有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