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什么朝代的 杜甫和李白是一个朝代的吗

杜甫生平及创作分期
为了更好地理解杜甫诗歌创作的轨迹及其与人生经历的紧密联系，我们可以将其创作生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读书游历时期（712-745）
这一时期涵盖了杜甫三十四岁以前的创作。据《壮游》诗和《进雕赋表》记载，杜甫自七岁开始写诗，到四十三岁时已累积了上千篇作品。由此推算，他三十四岁以前的诗作应有三四百首。现存可考证的这一时期作品仅有二十几首，这无疑是一种遗憾，让我们无法一窥诗人创作的全貌。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将这一时期单独区分开来。因为杜甫在这一时期创作了数百首诗歌是客观事实，且这些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独具特色，与之后的创作阶段有所区别。若将其与第二时期混为一谈，将难以清晰地展现杜甫创作的转变与发展脉络。
杜甫三十四岁之前正值“开天盛世”，过着“裘马颇清狂”的游历生活。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描写个人生活和景物，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在一些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诗人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机巧”的厌恶，这正是他日后诗歌创作的萌芽。
在诗歌体裁方面，这一时期以五言律诗最为成熟，其次是五言古体诗，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较少创作，五言排律和五七言绝句也较为少见。诗歌篇幅普遍较短，《临邑舍弟》是这一时期最长的作品，也仅有一百二十字。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第一时期视为杜甫创作的准备阶段。

杜甫行迹图

二、困守长安时期（746-755）
第二时期涵盖了杜甫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这十年间的作品，创作地点几乎都在长安。
杜甫来到长安是其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对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长安之行一方面终结了他的游历生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充满社会和政治内容的新旅程。尽管这段旅程充满痛苦，违背了他的主观意愿，但对诗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充斥着罪恶，如同天堂与地狱并存。杜甫凭借自身身份，有机会接触到上层社会，但也因政治失意和生活困苦，体验到百姓疾苦，这让他对统治阶级更加憎恨，对人民更加同情，从而创作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赴奉先咏怀》等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作品。仅凭这些诗歌，杜甫就足以名垂青史。
现存资料显示，杜甫在这十年间创作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诗歌，数量可能因年代久远有所遗失，但应该不多。毕竟，贫困潦倒的生活状态让他无力创作更多作品。丰富的生活阅历拓宽了杜甫诗歌的题材范围，诗歌篇幅也随之扩展，出现了五百字的长篇作品，二百字以上的作品也较为常见。在诗歌体裁上，七言古诗的数量明显增多，达到二十八首，这是第一时期未曾出现的现象。这与当时社会现实和杜甫激愤的情绪密不可分，他需要用“长句”来抒发内心的愤懑。
三、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 (756—759)
这一时期涵盖了杜甫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这四年间的作品。我们称之为“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因为公元756年7月以前，即杜甫在避难途中被俘送往长安之前，他还经历了一段在长安居住和携家逃亡的生活。而在公元759年7月，他已经弃官客居秦州，并开始了一段携家逃荒的生活。在这四年中，杜甫在安史叛军中的时间约为九个月，做官时间约为两年零两个月。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这四年虽然短暂，却是杜甫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从作品数量来看，这一时期比长安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共创作了二百四十九首诗歌。从作品质量来看，内容极其丰富，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在杜甫全部创作中达到了顶峰。
由于安禄山的叛乱，民族矛盾激化，杜甫也因为身陷叛军之中，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痛苦，目睹了胡兵的暴行。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这一时期作品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他的一悲一喜都与战局的胜负、国土的得失息息相关。
尽管杜甫做了两年多的官，但由于唐肃宗的疏远和贬斥，他反而有机会深入现实、深入民间，这正是他在为官期间依然能够创作出辉煌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根本原因.
在诗歌体裁的运用上，除了五律之外，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五言古体诗的数量明显增多，达到九十首。诗集中最长的一首五古——《北征》——就是创作于这一时期。七言古体诗的数量也不少，有二十二首。同样，诗集中最长的一首七古——《洗兵马》——也是创作于这一时期。这并非偶然，也并非因为杜甫突然对古体诗产生了特别的兴趣，而是由诗歌的社会内容、叙事性决定的。我们知道，古体诗比较自由，伸缩性比近体诗大得多，便于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和感情。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杜甫的古体诗数量特别多的原因.
四、漂泊西南时期

（760-770)

这一第四期，是终末一期，包罗杜甫从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的十一年间创作。杜甫这十一年间漂泊流浪的生计和创作生计，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夔州之前是第一阶段，算来六年多（七六〇年正月——七六六年四月），此中寄居成都草堂前后约五年；在这阶段里，杜甫创作了四百八十五首诗。迁居夔州为第二阶段，约两年（七六六年四月——七六八年正月），光阴纵然不长，作品却最多，他合计创作了四百三十七首诗。夔州之后漂泊湖北和湖南为第三阶段，时候不到三年（七六八年春——七七○年冬）；此时诗人杜甫已是满身伤痕的老朽了，但他仍旧创作了一百五十首诗。

杜甫草堂

把杜甫在这一时期三个阶段里所写的作品数量汇总，再与前此的三个时期举行比拟，并非毫无价值的事。统计 Zahlen 显示：杜甫在这十年间总计创作了一千零七十二首诗。占现存作品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强，约等于第二期（长安十年）的十倍，和第三期的四倍半以上。由此可见，在创作的路上，杜甫是“老当益壮”、“死而后已”的。这种始终如一的辛苦卓绝的创作精力，初次就值患上必定。

由于时代、生计、岁数等关联，杜甫这一期的作品紧张特征，是诗的抒情性情。也就是抒情诗特别多，纯洁的叙事诗很少。这些抒情诗的内容，是种类繁多的，有描画景观的抒情诗，有描写劳动生计的抒情诗，有回想旧事的抒情诗，有咏怀古迹的抒情诗。有的大声疾呼、间接表达心内心境；有的心驰神往、曲线达意友情。这一切抒情诗，不只洋溢着真情，并且也浸透着实际。但最值得咱们注视和宝贵的是他的政治抒情诗——这紧张是政治讥刺诗。咱们懂得，杜甫是一个“穷年忧黎元”的诗人，然而在他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国民生计始终没有优化，国度运气始终没有多少好转，因而这一类政治讥刺诗也就始终贯穿了他这一时期的三个阶段。这些讥刺，有的尖利而又奇特的议论，如：“不外行俭德，盗贼本王臣！”“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有的借用景观，以比兴呈现，如《枯椶》、《病橘》などの诗；有的则援用典故揭露丑事，如《诸将》：“昨天玉鱼蒙葬地，夙时金碗出人间。”写皇室陵墓被发掘。其他间接表达实际的诗，也每每在叙事中夹杂议论或愤懑，带有繁复的抒情气息。这种征象是前此所没有的。

由于诗的内容紧张是抒情，因而也在诗的形式（体裁）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这就是大量地过多地使用近体诗——律诗和绝句。他的三十一首五绝，全部是其时创作的；他的一百零七首七绝，有一百零五首是其时创作的。同时他另有创作了四百八十一首五律和一百二十五首七律，五言排律其时也创作得最多，最长的一首（《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也是其时创作的。律诗由于种种制约，不适宜于叙事而相对适宜于抒情，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期律诗特多的缘故之一。律诗也有它本身的优势，由于它本身具有必然的音乐性和谨严性，它必要更高的概括。因而时时用来作为讥刺武器，表现得特别叮当有力，能胜任一种投枪的作用，一针见血，以少胜多。上面举出的那些诗句就都能够作为例子。有的同志过分贬低杜甫律诗的代价，忽略他的律诗的战斗性，的确不片面、不公允。但在承受上，每每必要读者具有相对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文明程度，那的确是事实。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总而言之，杜甫那些史诗般的叙事诗当然具有崇高的价值，他的抒情诗也同等值得咱们看重，经过这些优美的抒情诗，读者更能够间接接触到这位诗人的伟大心灵和崇高原则。

上述摘自萧涤非《杜甫诗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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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第一辑）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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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诗选（倪木兴 选注）

王维诗选（陈铁民 选注）

李白诗选（薛天纬 选注）

杜甫诗选注（增补本）（萧涤非 选注 萧光乾、萧海川 辑补 ）

韩愈诗选（陈迩冬 选注）

元稹诗文选（杨军、文笙、吕燕芳 选注）

柳永词选注（张惠民、张进 选注）

苏轼诗词选（陈迩冬 选注）

辛弃疾词选（朱德才 选注）

唐宋词简释（唐圭璋 选释）

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 笺注）

宋诗选注（钱锺书 选注）

金元明清词选（夏承焘、张璋 选注）

元人杂剧选（顾学颉 选注）

中国古代戏曲选（宁希元、宁恢 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