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啥叫川普 为什么特朗普叫川普？

在讨论《泰坦尼克号》中Jack和Rose的中文翻译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Jack被翻译为“杰克”，而不是“捷克”？同样，Rose为什么译为“露丝”，而非“肉丝”？这背后究竟蕴藏了什么样的文化逻辑？

人名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碰撞。每个名字都承载着宗教、历史与社会习俗等重要文化信息。例如，在中国，像“建国”或“国庆”这样的名字能够瞬间引发对特定历史背景的联想。同样地，外国名字也不例外，它们的翻译需要遵循某些原则。

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巨大，为了避免混乱，通常我们采用音译的方法来翻译外国人名。这种方式即使某些名字在其原语言中有其他含义，也不会改变翻译。例如，美国的姓氏Black、White、Smith，通常翻译为布莱克、怀特、史密斯，而不是“黑”、“白”或“铁匠”。同样地，Jack和Rose的翻译也保持为杰克和露丝，而不是“千斤顶”和“玫瑰”。

再比如，美剧《绝命毒师》的主角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在国内被称为“老白”，这不仅因为他的姓是“白”，还因为他的职业背景。

当涉及到音译时，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特定的汉字呢？为了避免产生歧义，翻译成的名字通常是不具备实际意义的词组。例如，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选择“特朗普”而不是“川普”，是因为“特朗普”没有其他含义，而“川普”可能会引发对“四川普通话”的误解。

音译的统一性非常重要。如果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翻译，比如把Trump翻译为“特狼蒲”，那就会造成混乱。为了保证翻译的规范性，新华社译名室出版了多个版本的外国人名翻译手册，像《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就提供了超过65万条人名翻译的权威参考。这些手册确保了翻译的一致性，使得Trump成为了特朗普。

中国的翻译实践总结出了“名从主人”、“约定俗成”和“尊重规范”三大音译原则。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还存在多种音译方法，如归化音译、异化音译、音译与意译相结合。

外国人名和中国人名的不同首先体现在名字的顺序上。中国人名一般是姓在前，名在后，这反映了对家族和集体的尊重；而国外则多是名在前，姓在后，强调个体差异。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习惯翻译外国人名，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其英文名中的Matteo是名，Ricci是姓。按照现代习惯，翻译成玛窦·里奇可能更符合原意，但由于“利玛窦”在明朝已被广泛认可，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这个译名也未被更改。

同样的情况还有费正清（King Fairbank）、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和萧伯纳（Bernard Shaw）。例如费正清的名字让我在读中学时感到困惑，然而他实际上是美国学者，真名King Fairbank，意译为“赌局之王”，这令人哭笑不得。

费正清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其《剑桥中国史》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这些，香港殖民时期的总督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中文译名，如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和前任卫奕信，这让很多人误以为香港总督是本地人，但实际上在整个英国殖民时期，英国从未选过香港人担任总督。真正的港人治港是在回归后才实现的。

目前，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异化音译已经逐渐取代了归化音译，成为人名翻译的主流。例如，大多数外国译名都体现了这种翻译方式。翻译外国人名时，我们需要尊重其本人的意见。例如，前法国总统萨科齐的译名在最初为“萨尔科齐”，但法国方面要求改为“萨科齐”，这遵循了“名从主人”的原则。

尽管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式主要应用于艺术作品中，现实中仍以音译为主，例如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的名字，因为“Smith”在现代已经不再具有“铁匠”的实际含义。

从归化音译到异化音译，再到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变化，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互联网的兴起，更加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在当今的中文互联网上，特朗普和川普都是现任美国总统的名字，科比在游戏中成了“抢人头”的代名词，还有许多欧美明星的中文外号也变得越来越亲民，比如“小李子”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更为人熟知。人名作为文化符号和个人标签，不仅仅是翻译规范的问题，更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