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案底的人多少年解除 有案底的人要多久能消

（农健/图）

“我曾犯过罪，现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无论去到哪里，遇到的总是各种刁难和歧视。没有人愿意接受有前科的人，导致我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刑满释放后，管教叮嘱我好好做人，但现实却让我感到失望。”

前科人员的困境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的关注。2020年4月，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前的几周内，他连续收到几封前科人员的来信，讲述了他们因找不到工作而面临的艰难生存状况。朱征夫迅速准备了一份提案，提议设立前科消灭制度，以给这些曾受刑事处罚的人提供新的机会。

这一提案在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年中，朱征夫收到了越来越多前科人员的来信和电话。

2021年3月，朱征夫再次将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带到全国“两会”，并表示：“去年我们只是起步，今年我们需要继续推进这个提案，因为要使这一制度真正实施，还需要社会达成共识。”

与2020年相比，2021年全国“两会”上关于关注前科人员生存困境的声音更为强烈。全国人大代表、律师刘守民建议完善犯罪记录制度，将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的轻罪封存规定扩展至成年人。全国人大代表、律师肖胜方则提出希望刑法中增设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议案。

来自辽宁的前科人员在信中诉苦，他在2005年因抢夺罪被判刑三个月。尽管已经出狱15年，但每当他隐瞒前科找到工作后，都会被派出所叫去询问，最终被迫辞职。信中提到：“在大数据时代，前科人员处处受限，根本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根据中国现行刑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或就业时必须如实报告自己的前科。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仅对未成年人做出有条件免除这一义务的规定，刑诉法中关于犯罪记录封存的条款也只适用于未成年人的轻罪。

肖胜方指出，尽管前科报告制度在设立之初有助于加强犯罪惩罚和预防犯罪，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现行制度的打击范围已经扩展到轻罪，导致许多过失犯罪或轻微经济犯罪的前科人员在社会上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难以重新融入社会。

肖胜方还计算了受前科报告制度影响的人数，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全国年均被判刑的犯罪人员高达120万人，十年累计超过千万。

其中，张峰就是这些前科人员中的一员。他因从事电信诈骗被判刑四年，2016年刑满释放后，他因为“没有文化和特长”，只能选择体力劳动的工作。在尝试了多家物流公司后，他常常因为身份证上的前科记录而遭到拒绝。张峰回忆道：“有些招聘人员看了我的身份证后，表情十分鄙夷。”

尽管正式工作无望，张峰还是利用自己年轻时学过的泥工技能，在建筑工地做零工。他曾在武汉封城期间在医院做兼职保安，虽然医院后来得知了他的前科，但由于疫情人手不足，仍然雇用了他两个月。

80后程非的经历尤其引人注目。他曾在科技公司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拥有博士学位和正高级职称，还曾入选东北某市高层次人才。他因为职务侵占罪被判三年缓刑，尽管他已经执行完毕，但由于公务员法的限制，他无法再进入公务员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王彬统计了中国现行立法中对有犯罪前科人员职业限制的广泛情况，这些限制包括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等多个职业。王彬指出，出于保护公共安全的需要，某些前科人员的职业限制是合理的，但国家应在公共利益和前科人员的平等就业权之间寻找平衡。

以网约车行业为例，王彬解释，限制有暴力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交通肇事犯罪的前科人员从事网约车司机职业是合理的。仅凭犯罪记录就全面拒绝前科人员是不公平的。

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驾驶员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但2018年“空姐滴滴遇害案”后，一些城市加强了对网约车驾驶员的资格审核。

通过对多个国家相关法规的比较研究，王彬认为，合理的做法是根据前科类型与职业的关联性进行限制，而不是一刀切地扩大打击范围，更不应影响到前科人员的亲属。

王彬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有十多年，他的关注始于2006年的一则新闻：浙江省文成县招考公务员时，大四学生兰瑞峰因其大舅曾犯滥伐林木罪而未能录取。兰瑞峰最终败诉，这也引发了对前科株连效应的担忧。

2021年全国“两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彭新林收到了前科人员子女的来信，信中提到由于父亲因醉驾被判刑，家庭陷入困境。彭新林早在2007年就呼吁引入前科消灭制度，这一制度在国际上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出删除成年犯罪人判决记录的主张。进入21世纪后，联邦层面提出了多个相关法案，但都未能通过。各州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处理犯罪记录，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都有前科消灭的具体措施。

多数州的犯罪记录消灭通常是应申请人请求而启动，申请人需要向法庭提出证明其资格的申请。少数州的司法机构也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主动启动程序。绝大多数情况下，消灭犯罪记录主要是封存，犯罪记录载体并没有物理销毁，仍可能被执法机关使用。

一项2017年的研究表明，犯罪记录消灭后，消灭记录者的再犯罪概率在一年内下降了2.2个百分点，三年内下降了4.2个百分点。